廓清西方輿論戰的底層邏輯
胡小文
2024年06月03日 01:34
劉建飛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西方國際政治斗爭的重要工具，輿論戰伴隨傳播工具的多樣化而愈發頻繁。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是輿論戰的操盤老手。冷戰期間，美國竭盡全力地運用各種媒體手段對蘇聯進行攻擊、抹黑，一度使蘇聯處于輿論弱勢。冷戰結束后，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仍未放棄使用輿論戰這個“得心應手”的武器。特別是2010年以來，隨著大國競爭的加劇，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更加頻繁地對競爭對手發動輿論戰，試圖塑造國際社會對其“對手”的新認知。西方輿論戰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無論輿論戰的具體問題是什么、戰場在哪里、主要對手是誰，其底層邏輯都是維護、傳播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并試圖將之作為塑造自身和對手認知的核心內容。
輿論戰的內核是思想戰
輿論戰的基本功能是塑造、改變對“敵我雙方”的認知，即認知戰。認知有很多方面，如對能力的認知、對意圖的認知，但內核是思想。在西方的輿論戰中，塑造、改變國際社會對“敵我雙方”思想——主要是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關的價值觀的認知，往往是最為根本的。
長期受基督教影響的西方國家，深知精神世界的重要性。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特別是經過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洗禮，西方國家形成了一套以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為支撐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成功的歷史經驗使得西方國家十分青睞這個意識形態，將之視為立國之本，甚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強盛之基?！八枷氲牧α縿龠^利劍”這句名言就道出了思想在西方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既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如此之珍貴，那么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及精英們就會竭盡全力來維護它，任何對它構成挑戰的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都會遭到無情的打擊。
美西方思想戰有成熟戰法
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的精英們自認為“歷史終結”，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獨霸天下。然而，好景不長?！?·11”事件宣告以圣戰主義為代表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站到了反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最前線，并對西方的社會安全構成嚴重現實威脅，迫使美國將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作為全球戰略的首要任務，且長達10年之久。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推進，也讓西方國家的精英們感受到威脅。對此，思想戰、認知戰、輿論戰自然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選擇。西方國家的輿論戰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發力。
一是將西方價值觀打造成“普世價值”。在西方國家的眼中，自由、民主、人權等由它們倡導并發揚光大的價值觀是在世界普遍適用的，應當在全球推廣。于是，西方國家就將它們定義的這些價值觀加上“普世”二字進行包裝。如此，西方國家作為“普世價值”的發明者和“成功踐行者”自然就成了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是否接受“普世價值”也成了西方國家衡量其他國家“進步性”的重要標尺。進而，捍衛、推廣“普世價值”就成了一項正義的事業，而那些抵觸、挑戰“普世價值”的思想體系和政治力量自然就站到了正義的對立面。
二是建構“自由民主”對抗“專制獨裁”話術。在“普世價值”中，最核心的是自由民主。冷戰期間，美國就是用“自由民主”對抗“專制獨裁”來建構美西方是正義一方的話術?，F在拜登政府又拿起了這個“利器”。美國不僅在其領導的同盟內部利用這個話術來綁架盟友，迫使它們同美國一道對戰略競爭對手進行打壓，在經濟、技術上追隨美國搞“脫鉤”“斷鏈”“去風險化”，而且還試圖通過“民主峰會”“印太經濟框架”等多邊機制來拉攏那些在美國眼中屬于“自由民主”好學生的“全球南方”國家，制造“民主南方”同“專制南方”的對立，進而分化“全球南方”，同時壯大“自由民主”世界。
三是用“雙標”對待自由民主。當“自由民主”對抗“專制獨裁”的話術建構起來后，西方就會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判現實生活中的自由民主現象。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的暴力事件就是暴亂，而發生在香港的違法暴力運動就是“亮麗的風景線”。西方的底層邏輯是，在“專制獨裁”國家，只要符合官方意愿的，無論干什么都是與自由民主無關的；只要是不符合官方意愿的，無論何種事情都是“反專制獨裁”，因而也就同“自由民主”相關聯，應當予以支持。西方的“雙標”還體現在對所謂“非自由民主”國家的政策上。在美西方眼中，那些對它們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并愿意合作的國家，其自由民主狀況基本被漠視，而那些“對手”則受到特殊關照，凡事都要戴上“自由民主”的有色眼鏡來審視一番。
西方輿論戰的未來態勢
在當今世界，以思想戰為內核的西方輿論戰雖然會有一定作用，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從近年來的態勢看，西方輿論戰的成效已日漸式微，其原因既在于時代之變，也在于美國等西方國家自己在自由民主上“身歪影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蘊含著時代之變。國際力量對比之所以會出現“東升西降”的態勢，根本原因在于，主要由廣大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全球南方”已經并正在加快走向政治覺醒。廣大發展中國家經過民族解放運動，十分注重獨立自主地位，這是它們政治覺醒的體現，它們要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站在國際舞臺上。冷戰結束后，西方的國際影響力明顯增大，再加上西方在現代化上走在前列，許多渴望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都向西方學習，甚至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治國方式。然而，嚴酷的現實讓它們看到，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西方只是讓它們扮演邊緣的角色，在經濟上充當西方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在政治上成為西方的附庸，永遠做“自由民主”的小學生，甚至國家主權都得不到尊重。西方經常以維護“自由民主”為名，唱著“人權高于主權”的高調，肆意干涉它們的內政。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使它們認識到，獨立自主、根據自己國情走自己的路，才是實現現代化的人間正道。經過長期努力，許多發展中國家探索出了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這正是“全球南方”崛起、世界力量“東升西降”的經濟基礎。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的輿論戰、思想戰不可能再取得像冷戰時期那樣的戰果。
對西方輿論戰影響更為深遠的是西方自身在自由民主上的表現。以“自由民主燈塔”自居的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自由民主上的表現越來越乏善可陳，本來就有瑕疵的“燈塔”已經缺光少芒。面對嚴峻的“自由民主危機”，西方國家卻拿不出有效的應對之策，靠輿論戰抹黑“對手”雖然能一時降低國際社會以及本國公眾對危機的關注度，但畢竟不是醫治痼疾的根本之策。如此問題多多、前景暗淡的西式“自由民主”，怎么能夠讓“全球南方”國家為之向往？西方的思想戰、輿論戰怎么還會有以往的收效？
劉建飛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