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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智庫建設

    中國學界至少要打破美國智庫三大“神話”

    孫喜

    2023年02月28日 01:07

    王文
    中國社會科學網

    美國智庫數量眾多,許多智庫學者口才出眾,不少智庫報告善于包裝,各類智庫活動頻繁多樣,媒體傳播也常常令人眼花繚亂,這些特點是造成中國學界“神話化”美國智庫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換一些評價標準來看待美國智庫,如是否真正進行專業性、獨立性的思考與發聲,是否真正有助力國家長治久安的建言獻策,是否真正地促進本國政府推動人類發展與全球進步,那么,很容易發現美國智庫所謂“神話”已全然不在。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學界至少要打破美國智庫三大“神話”。

    打破美國智庫獨立性的神話

    美國智庫常以“獨立性”自居,而中國學界通常也自我訓誡須提升獨立性。如果只是從研究方法、推導過程、資料收集等角度看,智庫研究當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過程的“獨立性”應該是智庫的核心價值之一。否則,很容易陷入重復建設、創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襲他人的陷阱中。

    但另一方面,智庫這個行業的職業目標就是服務于政府的決策咨詢,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日常頻繁的互動是職業應有之意。智庫工作不是閉門造車,更不是談“官”色變。標榜絕對的“獨立性”,要么會造成自娛自樂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隱瞞與其他機構之間不可告人的機密。

    根據筆者多年交往的經驗,以及各類公開資料的披露,美國智庫處在復雜而龐雜的社會與政治網絡體系中,與政界、企業、媒體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從政治角度看,“旋轉門”機制使美國智庫與政府有著牽扯不清的聯姻與輪坐關系,比如,智庫為提升決策影響力有時不得不迎合政府;再比如,為輸送更多下屆政府的后備官員不得不押寶某位總統候選人。

    從資金角度看,利益集團的捐贈使美國智庫很難做出背離捐贈目標的工作,比如,美國智庫學者發表觀點與發布報告,不能不考慮捐贈者的意識形態、政治偏好、價值取向。

    從媒體角度看,美國智庫學者為迎合媒體固定的受眾,往往屈從于聳動、過激的標題而喪失應有的嚴肅與客觀性。盡管美國智庫界也有少數特立獨行者,但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書所述,“處于真空中未經人類生活中實際政治問題考驗的知識是滑稽而虛無的”,美國智庫不是空中樓閣或無本之木,而是與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中國學界不必美化其“獨立性”的優勢。

    打破美國智庫正能量的神話

    知識分子通常被視為“社會良心”,智庫學者也常被譽為“國家智囊”,理應給國家發展與人類進步做出積極貢獻。但近一二十年來,“美國智庫自覺不自覺地給美國政府出了不少餿主意甚至壞主意”。比如,2001年小布什執政后退出183個國家批準的應對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特朗普執政后又退出近200個國家簽署的《巴黎協定》,背后都是美國智庫在推波助瀾。

    一些美國智庫受到高污染能源巨頭科氏工業集團和??松梨诘馁Y助,掀起了狂熱的“反氣候變化運動”。諸如哈蘭學會、加圖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等智庫致力于“自由市場解決氣候變化的方案”,利用國際會議、媒體文章、工作簡報等方式全面駁斥“世界上97%氣候科學家都支持的變暖事實”,可謂是一場“意識形態圣戰”。

    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批準加入152個國家簽署加入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退出旨在限制導彈發展的《反導條約》,加劇了地區緊張,這些做法同樣源自美國智庫。

    更糟糕的是,最近幾年,美國政治氛圍越來越陷入冷戰思維與反華反共的“新麥卡錫主義”,頑固地以意識形態劃線,蘭德公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進步中心等美國智庫不斷拋出遏制中國的智庫報告,建議全面對華戰略競爭,惡化中美關系,使世界面臨新冷戰的嚴重風險。

    此外,在國際問題上,美國智庫習慣于對外發聲,卻多是傾向于建議用霸權主義壓制方式處理分歧,尤其是俄烏沖突上,美國智庫一邊倒地譴責俄羅斯,支持對俄羅斯進行嚴厲制裁,而絲毫不反思美國多年來在俄烏矛盾中的“拱火”“煽動”,以致事態越演越烈,美國成為國際沖突的最大麻煩制造者。在國內問題上,無論是醫保難題、槍擊困境、種族分歧,還是金融危機、通脹風險,數以千計的美國智庫同樣沒有給出對癥下藥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現在美國智庫充斥著一批胡說八道、屢屢犯常識錯誤的所謂“學者”,他們不負責任,不考慮知識分子應有的客觀度、責任心,只求媒體曝光度、項目吸金力,對國際合作、國家發展、社會公平均造成了負向、消極的影響。由此可推導,美國智庫在助力國家發展與人類進步進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紀以來美國相對衰弱的重要原因。

    打破美國智庫決策影響力的神話

    在多數人看來,美國智庫往往有巨大的決策影響力。然而,相比于美國政府的政策需求而言,約2000家美國智庫的龐大數量顯然是供給過剩的。不少很有名頭的美國智庫的決策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銷售政策的美國思想市場里,智庫的過剩窘境導致其由傳統的客觀專業政策原創生產者的地位轉變為某種意識形態與倡議推銷者的位置。

    比如,傳統基金會就自稱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販子”,在公共關系的開銷占到年度總預算的35%-40%。他們最狂熱的推銷對象并不是白宮、國務院等實際政策運行的官員,而是其他三類人:一是保守派國會工作人員,以便讓他們能對某些立法議案給出更有指向性的建議;二是不輕信政府、在意識形態上志同道合的保守分子;三是想在文章中加入保守派觀點的記者。

    近些年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等的市場推廣經費也占到20%以上。美國智庫內部高學歷的研究人員也在流失。1980年代以后建立的智庫中,只有13%的人接受過最高學位的博士教育。美國智庫的最新潮流已越來越淪為政治游說組織與宣傳機器,而不再是嚴肅的政策咨詢者。

    《外交政策》對近年來美國智庫表現進行鞭辟入里的批評:“美國智庫專家們被視為是龐大且浪費的華盛頓機構的一部分,其存在甚至可能弊大于利。許多美國人認為,智庫唯一明顯的目的是為政客們提供在無休止的、浪費的黨派斗爭中互相攻擊的棍棒?!边@樣的評價應中了筆者近年來與美國智庫交往的直觀感受。

    在討論中美分歧、俄烏沖突、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的中美智庫對話會上,美國智庫學者觀點與其政府政策立場以及美國同行的對外口徑往往出奇地一致。中國學者原本是想本著客觀平等理性態度與對方探討,結果往往成了對方的宣傳對象。由此看,中國學界對諸多美國智庫的真實決策影響力要打個大大的問號,對其“外宣”能力也須更加重視。(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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